苏轼贬谪黄州,是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,巨大的反差与磨砺,使他的心态经历了孤寂、淡泊、旷达的历程,使心灵得到调节、反思和净化,使人格精神得到升华,从而为他达到文学创作的巅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坚实基础。
苏轼是一位“奋历有当世志”(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)的有为之士,自入仕以后,在政坛很有影响,宋仁宗曾“初读轼、辙制策,退而喜曰:‘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’。”(《宋史·苏轼传》)。当时,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,朝廷围绕赞成与反对变法,形成新、旧两党,苏轼作为“旧党”中坚人物之一,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,并屡作诗文讥讽,部分“新党”恨之入骨,欲除之而后快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御史李定、舒檀、何正臣等人摘录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,断章取义,说他讪谤新法,加以弹劾,逮捕入狱,形成有名的“乌台诗寨”(乌台,指御史府。《汉书·朱博传》:“御史府中列柏树,常有野乌数千,栖其上。”因称御史府为乌台)。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,他曾回忆道:“去年御史府,举动触四壁。幽幽百尺井,仰天无一席。隔墙闻歌呼,自恨计之失。留诗不忍写,苦泪渍纸笔”(《晓至巴河口迎子由》)。因朝中人士竭力相救,王安石出面说情:“岂有圣世而茶才士者乎?”神宗也怜惜其才,所以苏轼才死里逃生,从轻发落,贬为黄州团练副使(州府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员,列八品),但不得签书公事,实际上是流放黄州。
转瞬之间,由仕宦而囚徒,由繁华京师而偏僻小城,“早岁便怀齐物志,微官敢有济时心”的雄心壮志被砸得粉碎,苏轼的仕途、生活、思想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,一时难以调节,从而使他在谪居黄州之初,惊魂未定,余悸未消,心境十分凄凉,心态显得十分孤寂。《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》反映了这种心情:
幽人无事不出门,偶逐东风转良夜。
参差玉宇飞木末,缭绕香烟来月下。
江云有态清自媚,竹露无声浩如泻。
已惊北柳万丝垂,尚有残梅一枝亚。
清诗独吟还自和,白酒已尽谁能借。
不惜青春忽忽过,但恐欢意早早谢。
自知醉耳爱松风,会拣霜林结茅舍。
浮浮大甑长炊玉,溜溜小槽如压蔗。
饮中真味老更浓,醉里狂言醒可怕。
但当谢客对妻子,倒冠落佩从嘲骂。
同时,苏轼在人格精神上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,即进不苟合,退不甘心的思想矛盾,他通过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作》表现了这种选择:
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?缥缈孤鸿影。
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苏轼在这里把他的人格精神凝铸成一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——孤鸿,通过孤鸿那孤高圣洁、朦胧神秘、惶惑不安的写照,表现出他有所眷恋和期待,有所失望和怨怅,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,不被外界理解和同情的心境和精神状态。
苏轼抵黄州后,依惯例向宋神宗写了个《到黄州谢表》,表示要“杜门思愆,深悟积年之非,永为多士之戒”。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;而这种“杜门思愆”,使他孤寂、惊恐的心态逐渐趋于平静,心灵得到调节,而进入淡泊境界,正如他于元丰四年《正月二十日往岐亭,郡人潘、古、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神庄院》所言:
十月春寒不出门,不知江柳已摇村。
稍闻决决流冰谷,尽放青青没烧痕。
数亩荒园留我住,半瓶浊酒待君温。
去年今日关山路,细雨梅花正断魂。
苏轼是一个天性旷达的人,心情一旦恢复正常,他心态中的主流——旷达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
他的旷达是一种人生态度。受儒道释的影响,苏轼的人生观常常呈现两种面貌,一是儒士,一是隐士。在贬谪黄州之前,他以儒士心态积极有为于世,冀望建不朽功勋,留万世芳名,表现的是一种入世的旷达心境。但贬谪黄州之后,因乌台诗案打击和朝廷政敌的迫害,他有为于世的儒士心态严重受挫,退隐以求超脱旷达的隐士心态支配着他的精神,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灵净化,即内在超越的出世的旷达心境。苏轼的这种旷达在前后《赤壁赋》中得到充分展现。如“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,侣鱼虾而友麋鹿。驾一叶之扁舟,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,挟飞仙以邀游,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,托遗响于悲风”。
他的旷达是一种胸怀。“乌台诗案”对他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,但他贬谪黄州,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之后,其心态就迅速恢复正常,心胸历平静而至旷达,不耿耿于冤屈,不戚戚于困境。这种旷达的胸怀在他的黄州作品中比比皆是,正如《临皋闲题》所言:“临皋亭下不数十步,便是大江,其半是峨眉雪水,吾饮食沐浴皆取焉,何必归乡哉!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 。闻范子丰新第园池,与此孰胜?所不如者,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”。
他的旷达是一种境界。苏轼在黄州期间,内省自察,修面养性,陶冶情操,使他的旷达性格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而《定风渡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就是这种襟怀豁达、处变不惊的旷达境界的真实写照:
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他的旷达是一种性格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指出,苏东坡“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”,“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”。的确,乐观、旷达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,正是这种性格,使他度过了艰辛的黄州生活。这种性格便他在黄州的作品充满趣味。如元丰七年二月,“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,余云为甚酥。潘邻才能家造逡巡酒,余饮之,云:莫作醋,错著水来否?后数日,携家饮郊外,因作小诗戏刘公,求之”。
野饮花间百物无,杖头惟挂一葫芦。
已倾潘子错着水,理觅君家为甚酥。
苏轼在黄州期间,其心态经历了孤寂、淡泊、旷达的历程,并以旷达为主旋律,使心灵得到净化。而支配苏轼这种心态的精神支柱是道、释、儒三家,并以道、释为主。
苏轼与道家很有渊源,他的启蒙老师张易简就是一位道士。年轻时读《庄子》,“叹曰:吾昔有见,口未能言,今见是书,得吾心矣”《宋史·本传》,但忙于仕途,无暇深究道家玄奥。贬谪黄州后,道家思想为他的“出世”提供了理论基础,所以他很注重学道,从中吸取自已所需的养份,作为净化心灵的良药,在《答秦太虚书》中,他全面阐述了自己黄州学道的过程和目的:
吾侪渐衰,不可复作少年调度,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,厚自养炼。谪居无事,颇窥其一二。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,冬至后,当入此室,四十九日乃出。自非废放,安得就此?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,欲求四十九日闲,岂可复得耶?当及今为之,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,日夜为之,寝食之外,不治他事。但满此期,根本立矣。此后纵复出从人事,事已则心返,自不能废矣。
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,苏轼学道,取其旷达而非颓放,并融入自己的心灵深处,可以说,苏轼的旷达胸怀,与他在黄州潜心学道,精研老庄分不开的。同时,道家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形成的豪放风格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同道家思想一样,佛家思想对贬居黄州的苏轼的影响也很明显。黄州城的安国寺是他参禅之地,他在《黄州安国寺记》中的阐述了他黄州学佛参禅的经历:“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,有茂林修竹,陂池亭榭。间一二日辄往,焚香默坐,深自省察,则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,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净,染污自落,表里修然,无所附丽。私窃乐之。旦往而暮还者,五年于此矣”。
苏轼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?
在《答毕仲举书》中,他给我们敝开心扉:“佛书时亦尝看,但暗塞不能通其妙,独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。……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悟者,仆不识也。……不知君所得于佛学者果何耶?为出生死、超三乘,遂作佛乎?抑尚仆辈俯仰也。学佛者,本期于静而达,静似懒,达似放,学者未至所期,而得其所似,不为无害。仆常以延缓自疑,故亦以为献”。也就是说,苏轼学佛是“期于静而达”,作为一种炼养身心的手段,吸取其中有益于身心的部分,以便更好地医治精神上的创伤,进而净化灵魂。儒家积极有为于世的“入世”思想是苏轼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,虽然乌台诗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,使他在黄州期间以佛老思想来安慰自己,但儒家思想从未泯灭,只是受现实环境的限制,而十分隐蔽,后人雅称为“韬晦”。正如在《与李公择》中所表白的“吾侪虽老且穷,而道理贯心肝,忠义填骨髓,直须谈笔于生死之际。”实际上,他身居黄州,一直是关切民事的。如他听说官军恢复失地,大破西夏军,大喜过望。作《闻洮西捷报》,纵情高歌:“放臣不见天颜喜,但惊草木回春容。”他身处逆境,却尽最大能力助世帮人,如他听说黄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消息,“闻之酸辛,为食不下”,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,要求革除陋习,并身体力行,表示“若岁活得百个小儿,亦闲居一乐事。吾虽贫,亦当出十千。”黄州流行时疫,他毅然将向巢谷苦求得来的治疫秘方“圣散事”公诸于众,“合此药散之,所活不可胜数。”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仁爱宽厚的儒家风范,而这正是他安心定性的最根本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