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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(释大睿)

发布时间:2019-08-31 09:57:34    编辑:    阅读次数:

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

释大睿

提要忏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实践行门。以中国佛教而言,在东汉译经初期,即有关于忏悔思想之经典传译。此中忏罪思想,与中国儒家、道教等传统文化中赎罪、悔过等思想结合,促成中国佛教忏罪思想之发展,进而形成借着仪式进行,以达成忏罪为目的之忏悔仪轨。

在诸多大乘经典中所阐明之忏悔思想,几乎是与禅观、三昧的修持结合,尤其摄入般若空慧之观照,更是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理则。故修忏悔法,不仅可达罪业清净,更有证三昧、发慧、得解脱等目标。而忏悔方法,亦与原始佛教僧团中,单纯的忏悔羯摩不同,其中含有称念佛名、诵经、礼拜、持咒等多样化的行持方法。忏悔法,可谓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了极大的转型。

中国佛教亦吸收大乘忏悔思想,创制忏悔仪轨,并举行礼忏法会。从东汉时期即有于斋日行忏悔法之记载,到了南朝,王室更是盛行礼忏。此外,僧传中亦有诸多僧人修忏的事迹。虽然,至今未发现有隋代以前之忏法仪轨,但从许多修忏史料的记载中,可发现王室举行礼忏之目的,普遍为求国境久安,或为去病、求长寿等现世利益为主。而僧伽中虽有少数将修忏与禅定结合行持,但却未见具体应用大乘忏悔经典之理观修持于忏法中。此现象直到隋?智者大师才有了开创性的发展。不过,从东汉至六朝时期所译经典之忏悔思想,及此期流行之仪轨模式或忏悔方法,都为往后发展的天台忏法提供了充分的养料。

 关键词:忏罪思想、忏法、无生忏法、证三昧

一﹑前言

  佛教初传东土以来,汉民族对佛法的认识,除了受僧侣行为及其弘化活动之影响外,具体接触佛教思想乃在于佛典之汉译。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初,传入中国。大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(147),才开始有佛经的翻译。关于忏罪思想的经典,则早在译经初期即陆续传译。例如《阿阇世王经》(译于147-186年间)、《舍利弗悔过经》(译于148-170年间),根据目前现存最古的经录,僧佑撰之《出三藏记集》记载:魏文帝时,支谦于吴主孙权黄武初年,至孙亮建兴年间(221-237),译出的经典中,有《悔过经》一卷。并有一小段注文:「或云序十方礼悔过文」。可见,有关忏罪思想经典的传入,应算相当早。至于此思想如何为中国人接受,进而发展成型,乃至影响后代佛教祖师大量制作忏仪,使得中国佛教,渐渐呈现经忏法会兴隆等现象,是一值得留意之课题。因此,本文希望从佛教初传时期,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交融现象切入,试图发现佛、道二家在忏悔思想上有无关涉之处。次再从忏悔经典的移译,了解东汉到六朝之中国佛教初传时期,大乘忏悔经典,所蕴含之思想,继而自王室礼忏情形,以及僧传中,探究当时忏仪流行之状况,藉此以助了解中国佛教,早期忏悔思想之形成与发展。

二﹑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

(一)儒家的悔过思想  忏悔,不仅是佛教思想中的重要课题。在中国文化的思惟体系中,忏悔思想亦是一种自觉精神之提升。是经由道德实践,转化为完美人格的要素。而此思想之演进,实有其发展之脉络。首先,从中华民族古文献的记载中,先民早有祭祀天地,乃至自然百神的宗教行为。后来又有借着「巫」来上达人的祈愿,下达神的旨意,更以占卜来预测未来吉凶等。其目的,无非是希望禳除灾疫,求福免祸。而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,影响到夏、商、周三代,以及后来儒家、道教乃至民间风俗的发展。例如《尚书》中,便记载周公对子侄们的告诫。他认为,王者应具有「明德修身、明德慎罚、敬德保民」等「以德配天」的宗教伦理。《伦语》则谓:「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」《孟子?离娄篇》也说:「虽有恶人,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。」到了汉代,充满阴阳五行,灾异图谶的信仰。汉武帝时,董仲舒着《春秋繁露》,提倡「人天相应」的思想。其在〈郊语〉谈到祭天之重要性,否则将招感凶害,即「天殃与上罚」。又说:「发而中节,修德以配天,则可谓参天矣。」也就是说,人之一切行为皆须与天道相应。而所招是祸、福、吉、凶?则端赖是否能「修德以配天」了。另尚有一明显例子,是《汉书?本纪》记载国家灾异的诏书中,对于诏书之目的,有许多是为了「国君自责」。借着国君之自责悔过,修善积德,则可感上天佑护,而降福禳灾。

  如上所举,虽然先秦时期,到汉代儒学对「天」之定位,不尽相同,但启发人之自觉或价值意识,进而恪修己德,以远祸害的道理是共通的。此中所蕴涵者,即是对自我之要求,借着反省悔过,令德行圆满,而感招天德。如此中国儒家精神之悔过思想,可谓是佛教忏悔思想为中国文化所纳受的重要基础。

(二)道教的悔过思想 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,当时社会已具有根深蒂固的神仙方术信仰。佛教弘传之初,其范围亦只限于少数的王室贵族。信仰者乃将浮屠之教附庸于鬼神方术。及至东汉顺帝(126-144)年间,张陵创立「五斗米教」,灵帝建宁、熹平之际,张角创立太平道,此二者为道教之初始道派。作为一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而形成的本土宗教,其亲和力自然胜于外来的 「夷狄」之教,且道教吸收道家清静无为、抱朴守一,以及渊源久远的神仙方术、谶纬思想等特质,则更易为社会大众接受而持续发展。立基于此固有文化传统,及民间信仰背景之下的中国佛教,佛法弘扬亦不得不藉助其相关思想而比附之。因此,佛教东传中土,必尽力在不违佛法本质之考量下,与早期中国思想融合,而推行佛法。因此欲了解中国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,自不可忽略固存于中国本土之传统思想,乃至与道教交涉之关联性。

  道教崇敬神仙,注重祭祀祈祷。其中奉斋、忏悔、礼拜等,皆是常行的仪式。故悔过忏罪亦为其重要思想。首先,从张道陵之事迹可知其以物赎罪悔过的思想。例如〈法运通塞志〉记载,东汉桓帝永寿二年(156)「玉晨大道君,授以天师印绶雌雄二纫正一盟威秘录三清众经符图,人有疾患官灾随事,输米以赎罪,疏过悔谢。」另《魏书?释老志》亦有:「张陵受道于鹄鸣,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,弟子相授,其事大行,斋祠跪拜,各成法。道有三元......颇类佛经。」等举行斋祀礼拜仪式之史料。并言其法有类似佛经之处。又有革新道教的寇谦之,在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(424),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东南。「重坛五层,遵其新经之制,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,斋肃祈请,六时礼拜,月设厨会数千人。」由上可见,东汉时期,道教已有遇灾难疾病,须以米粮赎罪悔谢之思想。并有礼拜仪式,进而以斋会、六时礼拜等仪礼行之。

  如前述,道教是在中国蕴育成长之宗教,其思想在中国社会必然具有一定之影响力。例如《太平经》这部道教初期的经典,便明显谈到符咒之功能,认为其可以疗病、去邪求福。又说:应行斋戒、首过、祈禳、诵经等敬神活动。此外,当然亦重视方术、服气、养生之道。此中之自首悔过,禳灾求福,本是中国礼教中,人性自然的表现,但此心理亦成为道教的中心理论。如汤用彤先生之看法:

  又悔过自责,得除罪增寿,固早为道教《太平经》之要义。汉末黄巾亦教人自首过失,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,为中国道教之一中心理论。

  可见,悔过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极重要的一环。此从明代所编的《道藏》中,有关灭罪经典及宝忏之仪轨众多,几乎分布于「三洞三十六部」之中,可得证明。此类斋仪忏法等科仪制度的著作,乃归于「威仪类」中,此类书最多,大约有六百卷左右。但由于《道藏》之分类,体例杂乱,检阅不易,又道经作者,几乎不署姓名,更常声称出自神仙之作。因此,虽知六朝时代道经蜂出不断,但对于这些众多道教忏仪之年代与作者却不得而知。

(三)时代及王室背景  由上述儒家、道教之忏悔思想背景中,可知中国在秦、汉之际,已盛行祭祀仪礼,与鬼神崇拜。并有卜筮、占星、神仙等宗教仪式。到了佛教传入之初,与之同时的道教创立。此间,正逢东汉末年之政治腐败局面。由于天灾人祸,使得百姓饥馑、流离无依。继之,黄巾流民暴动,人民更是深陷悲惨苦难。在此仿徨恐惧的现实煎熬中,众生心灵自然需要一些能超离现实的慰藉。此等需求,恰巧为佛教提供了一弘扬的时机。尤其佛法中,无常苦空、因果业报的道理,适时抚慰民心。因此,此期民众之佛教信仰,乃不免依循民间及道教传统,以消灾免祸为目的。尤其祈求现世苦难的免除,愿藉忏过而求福的心理,可谓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标。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,在接触佛教经典阐扬之忏悔义理时,自然能够因应其要求,而亲切地接受,因而促成中国佛教悔罪思想发展之契机。

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后,历经近约三世纪的时间,才在译经渐备,各家学说法义争鸣的两晋南北朝时期,真正地落实下来。但此时的中国,却又历经了东汉末年,外戚宦官交替专权、三国军阀割据、西晋八王之乱、南北朝长期分裂、五胡十六国之长期混战等,残酷血腥、流离失所的民族苦难期。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,人心极需仰藉宗教关怀,抚慰战争的伤痛。为政者更需依赖宗教,为自己掠夺之政权安定民心,并藉宗教力量辅助政治,以祈长治久安。此时,佛教亦在适当机宜下,深入上层社会乃至群众中,提供一心灵安定处。由于时代动乱的背景,人心无不希求消灾免难,灭罪增福。因此,王室贵族之忏悔灭罪思想,自然应运而生。以下则从僧传中举出实例来说明此消灾求福之忏罪心理。

  中国本具儒家思想等深厚之文化传统,因此佛教的弘传实属不易,故教义阐扬除借重「格义」之功外,西域僧侣的神奇行止,亦颇能迎合为政者的心理。由于神僧之灵验事迹,使得统治政权者,深信其法术可为己禳灾求福,为国祚求久安。基于此功德利益,中国自三国时期,及至六朝的多位君王,因此归入佛门,接受高僧教化,愿悔过不杀或真心求忏。此在梁?慧皎《高僧传》中,便有许多相关记载。首先,是卷九的〈佛图澄传〉,其中叙述「善诵神咒,能役鬼物」的西域僧人佛图澄(231-348),为悯念苦难生民,以神变咒术、星象预言等善巧手段来感化残暴滥杀的石勒、石虎之种种事迹。他以善恶报应、慈心戒杀、事佛获福等理,劝谏后赵的统治者,而使百姓免于涂炭。因此,慧皎亦给予高度评价:

  澄公悯锋镝之方始,痛刑害之未央,遂彰神化于葛陂......终令二石稽首,荒裔子来,泽润苍生,固无以校也。

  故知嗜杀凶残的为政者,须先令其信服于神异道术,才能引导善恶报应之理,令之对罪报生畏,而有所收敛。关于《僧传》「神异篇」,是慧皎大师对《僧传》所分的十类之一。前三类为译经、义解、神异。对于此分类顺序,其在第十四卷中说明为:「传译之勋,或逾沙险,或泛漾洪波,皆忘形殉道,委命弘法。震旦开明一焉是赖,兹德可崇,故列之篇首。至若慧解开神,则道兼万亿。通感适化,则强暴以绥。」故知,慧皎大师对译经法师之功,崇佩至深,因此列为篇首。至于「义解」与「神异」之僧伽,亦各有其功勋,所以列为十篇之二、三。尤其是神异僧,对于顽强众生,更须以其神通作为教化之方便。因此《梁高僧传》中神异篇之僧人,在佛法初传时,藉其灵验奇瑞的神通,调伏刚强顽暴之徒,令其悔过迁善,信受佛法,确有其时代之必要性。

  除以神异为方便外,僧传中亦多记载忏罪的感应事迹,例如卷一之〈康僧会传〉中,亦记载三国时代的译经师 –– 康僧会(?-280)精诚礼拜,终于感现舍利,使吴王孙权相信佛法。并兴建第一座佛寺「建初寺」,令佛教开始传入南方之事迹。尔后,昏暴君主—孙皓即位。欲毁佛寺,将佛像置于不净处,并以秽汁浇灌取乐。不久,孙皓全身肿大,彻痛难当。后经虔诚烧香忏悔,叩首自陈罪状,才得舒解。此时,自觉惭愧地向僧会法师,请问罪福之因。虽然,僧会在吴国极力弘扬正信佛法,但因孙皓生性粗暴,不及妙义,故仅以因果报应等佛法开导之。

  又卷十一〈竺昙猷传〉,记载东晋习禅僧人竺昙猷,其具神力,曾乞食咒愿,而使食中蜈蚣跳出。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(376-396)出现「妖星」,「帝普下诸国有德沙门,令斋忏悔攘灾,猷乃祈诚冥感。」之后,果然该星退去。另同在此卷的〈释玄高传〉,记载北魏僧玄高(402-444),为北魏太武帝拓拔焘,迎请为太子拓拔晃的老师。后因晃为父所疑,请玄高为其脱难,于是「高令作金光明斋,七日恳忏。.....焘于太子无复疑焉,盖高诚感之力也。」

  另根据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一之记载,梁朝僧人宝唱,曾于天监十六年(517)作〈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〉三卷,并在宝唱所着的八部作品后,加上说明:

帝以国土调适住持,无诸灾障,上资三宝,中赖四天......故天监中频年降敕,令中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总撰集录以备要须。或建福禳灾,或礼忏除障,或飨鬼神,或祭龙王,诸所祈求帝必亲览。指事祠祷讫多感灵,所以五十年间兆民荷赖缘斯力也。

  可见,梁朝时对礼忏祈祷仪礼之重视。从以上传记之例可知,三国、东晋期间之统治者,信奉佛法的心理。或从神奇灵异,或为避祸消灾。再者,因畏惧因果业报,而希望忏悔除罪等心理,使得此期的王室忏罪之风盛行。

三﹑中国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与忏仪运作

(一)忏罪思想之理论根据  东汉至六朝期间忏罪思想盛行,除上述背景外,尚不能忽略有关悔罪思想经典之传译。就已知的经录中,东晋道安所编之《综理众经目录》(简称《安录》),可谓最早的经录(更早虽有三国朱士行之《汉录》但未具众经目录形式),惜已散佚。不过,可从僧佑撰之《出三藏记集》(简称佑录,为现今仍存之最早经录。)中看到《安录》的要目。根据《佑录》中标注,收于《安录》之经典,以及《佑录》卷三所收有关「安公经录」之经典,可以列出从后汉,到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(373),大约两百年间《安录》所记载相关忏悔思想之经典有:《阿阇世王经》二卷、《悔过经》一卷、《海龙王经》四卷、《贤劫经》七卷、《三品悔过经》一卷、《舍利弗悔过经》一卷、《诸方佛名经》一卷、《菩萨悔过经》(或云菩萨悔过法,下注:出龙树十住论。)一卷、《佛悔过经》一卷、《文殊师利五体悔过经》一卷(旧录云文殊师利悔过)、《拔陀悔过经》一卷、共十部。其中《悔过经》、《三品悔过经》、《佛悔过经》、《拔陀悔过经》等已不存。此中之《菩萨悔过经》,从「或云菩萨悔过法」,以及其注明:「出龙树十住论」,应该可以判断是《十住毗婆沙论》〈除业品〉所谈之「菩萨悔过法」。

  接着,从《佑录》自身增录的经典来看,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,则有悔过、佛名、咒经、戒经等约有百部之多,其中咒经更占了五十部之数。由于丰富的忏悔思想经典之翻译,必然带动此时代佛教仪式的兴起。以下兹将目前《大正藏》所存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表列于后,以了解东汉至南北朝时期,有那些忏悔经典,以及内容特色为何,进而掌握忏罪思想的理论根据。

东汉至南北朝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

  经名 修持方法 忏悔目的 译经朝代 译经年 译者 大正藏

1.阿阇世王经 作罪不覆藏、观无作无受者、 灭罪 东汉 147-186 支娄迦谶 No.626 。15

2.舍利弗悔过经 礼佛、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施 欲求佛道 东汉 148-170 安世高 No1492 。24

3.八吉祥神咒经 持诵佛名、系念不忘 除罪、得无上平 等之道 吴 223-253 支谦 No.427 。24

4.决定毗尼经 称佛名、忏悔、随喜、回向 离罪、得三昧 西晋 266-313 竺法护 No.325。20

5.文殊悔过经 礼拜、忏悔劝助、无所着 灭尽一切罪苦 西晋 266-313 竺法护 No.459。14

6.宝网经 闻佛名坦然不疑、不毁戒 越生死之罪、得三昧 西晋 266-313 竺法护 No.433。14

7.大宝积经(卷170)净居天子会38-3 如来塔前忏悔、二六时劝众听法 净除业障 西晋 266-313 竺法护 No.310。11

8.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 悔过、请劝、愿乐、施与 具足三昧、得三藐三菩提 西晋 280-312 聂道真 No.483 14

9.海龙王经 晓了于空等六法除罪盖 住菩萨道 西晋 285 竺法护 No.598。15

10.贤劫经.千佛名号品 持诵千佛名、烧香散花等供养 灭罪、得三昧定 西晋 291或 300 竺法护 No.425 14

11.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至心忏悔、闻说药师琉璃光佛 灭障消罪、必得解脱 东晋 317-322 帛尸黎蜜 No1331。21

12.花聚陀罗尼经 礼拜忏悔、读诵受持陀罗尼 见佛为其说 东晋 317-420 失译 No1358。21

13.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 礼拜忏悔、书写读诵陀罗尼 灭重罪、得三昧 东晋 317-420 失译 No1332。21

14.净业障经 观烦恼等同虚空性 尽诸业障 前秦 350-431 失译 No1494。24

15.别译杂阿含经(卷21)No76.77.78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 前秦 350-431 失译 No.100。2

16.别译杂阿含经(卷6)No113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无有退失 前秦 350-431 失译 No.100。2

17.别译杂阿含经(卷7)No129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 前秦 350-431 失译 No.100。2

18.增壹阿含经(卷9)No.7 自知罪缘罪忏悔、修止观 证罗汉 东晋 397 僧伽题婆 No.125。2

19.增壹阿含经(卷11)No.2 知过向佛忏悔 佛为说法得信根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.125。2

20.增壹阿含经(卷14)No.2 知过向佛忏悔勿复再犯 佛为说法,劝令欢喜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.125 2

21.增壹阿含经(卷40)No.7 自归依佛法僧、忏悔 罪根永除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.125。2

22.大方广十轮经(卷6) 至心忏悔、不覆藏、不诽正法 灭罪、得三昧 北凉 397-439 失译 No.410。13

23.观佛三昧海经(卷9) 忏悔、请佛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、系念观佛 灭罪、得观佛三昧 东晋 398-421 佛陀跋陀罗 No.643。15

24.出生无量门持经 思惟八字义 恶业消除 东晋 398-421 佛陀跋陀罗 No1012。19

25.坐禅三昧经 如法忏悔 成就观法 姚秦 402 鸠摩罗什 No.614。15

26.禅秘要法经(卷上) 至心忏悔、一心系念 利于修禅 姚秦 402-412 鸠摩罗什等 No.613。15

27.思惟略要法 实相正观、法华三昧观等 除五盖、得禅定 姚秦 402-412 鸠摩罗什 No.617。15

28.千佛因缘经 闻佛名皈依顶礼、观法平等 灭生死罪、得念佛三昧、诸佛现前三昧 姚秦 402-412 鸠摩罗什 No.426。14

29.十住毘婆沙论?除业品 忏悔、随喜、劝请、回向 求阿惟越致地、得三藐三菩提 后秦 402-412 龙树造罗什译 No1521。26

30.大方等陀罗尼经 诵持陀罗尼、忏悔、观法性平等 灭罪 北凉 402-413 法众 No1339。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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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虚空藏菩萨经 称名、供养、持咒、归依礼拜 梦中现相、灭罪得三昧及陀罗尼 姚秦 408-413 佛陀耶舍 No.405

32.大方等大集经(卷18) 诚心忏悔、更复莫作 广弘如来法藏 北凉 414-426 昙无谶 No.397。13 33.大方等大集经(卷27) 忏悔、回向、劝请 成就众生一切善事 北凉 414-426 昙无谶 No.397。13

34.金光明经 忏悔、随喜、回向、思惟空义 灭罪、得三藐三菩提 北凉 414-426 昙无谶 No.663。16

35.大般涅槃经(北本) 心生重悔、惭愧、观法性无常 灭罪、得涅槃 北凉 416-423 昙无谶 No.374。12

36.请观音消除毒害陀罗尼咒经 持咒、称佛名、系念数息 灭罪、得无生忍、住首楞严三昧 东晋 419 竺难提 No1043。20

37.大宝积经(卷170)大乘方便会38-3 礼佛忏悔、不敢覆藏 闻佛说法得正解 东晋 420 竺难提 No.310 9

38.大般涅槃经(南本) 心生重悔、惭愧、观法性无常 灭罪、得涅槃 刘宋 420-479 慧严等 No.375。12

39.观虚空藏菩萨经 礼拜三十五佛、称名、忏悔、苦行 除罪 刘宋 421-441 昙摩蜜多 No.409。13

40.虚空藏菩萨神咒经 悔过不复作、持咒、称菩萨名、于第一义空得自在 灭罪、得三昧 刘宋 421-441 昙摩蜜多 No.407。13

41.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系念数息、念实相、礼佛、忏悔、诵咒 灭四重五逆及 谤方等 刘宋 424-442 疆良耶舍 No1161。20

42.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忏悔六根、诵大乘经、思惟空义 灭罪、得三昧及陀罗尼 刘宋 424-453 昙摩蜜多 No.277。9

43.无尽意菩萨经 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 忏罪、助法清净 刘宋 427 智严、宝 云 No.397。13

44.优婆塞五戒威仪经 忏悔、礼拜、禅定 忏罪、疾至菩提 刘宋 431 求那跋摩 No1503。24

45.杂阿含卷(21)No.564 发露忏悔、自见罪自知罪 得具足戒、善法增长刘宋435-443求那跋陀罗 No.99 2

46.央掘魔罗经(卷4) 闻佛名、礼拜忏悔 重禁五逆等皆闭四恶趣 刘宋 435-443 求那跋陀罗 No.120。2

47.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称名、礼拜、作观思惟、忏悔 灭生死罪 刘宋 455 沮渠京声 No.452。14

48.称扬诸佛功德经 欢喜赞叹称名、礼拜如来 却生死罪、得三昧 元魏 472 吉迦夜 No.434。14

49.无量义经 受持书写供养讲说此经 灭罪、得首楞严三昧 萧齐 481 昙摩伽陀耶舍 No.276。9

50.牟梨曼陀罗咒经 供养、持咒、至心礼拜、忏悔 除生死罪 梁 502-557 失译 No1006。19

51.佛名经(三十卷) 持诵佛名、兴七种心、至心忏悔 灭四重等罪 梁 502-557 失译 No.441。14

52.菩萨五法忏悔文 忏悔、请佛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 除众罪 梁 502-557 失译 No1504。24

53.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、供养、受持作礼、忏悔 灭罪、生无量寿佛国 梁 502-557 失译 No.446 14

54.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、供养、受持作礼、忏悔六根等 灭罪、得三昧及陀罗尼 梁 502-557 失译 No.447。14

55.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、供养、受持作礼、忏悔 同上 梁 502-557 失译 No.448。14

56.陀罗尼杂集(十卷) 礼拜忏悔、诵咒、归命称名 除罪障 梁 502-557 失译 No1336。21

57.虚空菩萨问七佛陀萨尼咒经 敬信三宝、供养、诵咒 灭罪、梦中见佛 梁 502-557 失译 No1333。21

58.大乘宝云经(卷2) 知过忏悔,不覆藏、观诸法如幻 入于禅定 梁 503 曼陀罗仙、僧伽婆罗 No.659 16

59. 佛名经(十二卷) 称名礼拜诸佛、至心忏悔 灭四重等罪、得三昧 北魏 520-524 菩提流支 No.440 14

60.大宝积经(卷28)大乘十法会 向佛忏悔 善根增长、恶法消灭 元魏 539 佛陀善多 No.310。1361.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礼拜忏悔、至心持咒 除根本罪、得不退转 北周 561-577 耶舍崛多 No1070。20

  从上表所列六十一部,自东汉到六朝,有关忏悔思想之阿含及大乘译经中,可见几点忏悔思想特质:

1、忏悔对象及忏法分类

  忏悔,原是指僧团之僧众于半月半月诵戒、羯摩时,所行之忏罪悔过的仪式。因此,在原始佛法之《阿含》经典中,提到忏悔时,不外比丘自知罪、自见过,而对释迦牟尼佛,或大众发露忏悔。故忏悔对象仅限于佛陀,或者僧团中有德的比丘僧众。例如上表15~ 21等阿含经典所谈,即是所谓的「对首忏」。但到了大乘经典中,谈到忏悔时,已超越原始佛法所谈之时空限制,其对象不仅指释迦佛,尚有十方佛、三十五佛、乃至三世千佛,以及一切菩萨摩诃萨等。如上表4、10、51、53、54、55、59等称念佛名,求忏悔的佛名经典。以上除向清净比丘说罪之「对首忏」,以及称念佛菩萨名号之忏悔外,亦有如31、42等经所谈梦相,以决忏罪是否清净之「取相忏」;此外,大乘忏悔经典中最重要的理法依据,乃是正观法性平等,罪性本空之「无生忏」法。此种忏悔法,几乎是大乘忏悔经典,共通的思想。例如《净业障经》中,就明白谈及如何认识业障之体,才能究竟除罪,如文说:

  夫障碍者,贪欲是障碍,瞋恚是障碍,愚痴是障碍,布施是障碍......智能是障碍,佛想是障碍,法想是障碍,僧想是障碍,空想是障碍,无相想是障碍,无作想是障碍,无行想是障碍,不生想是障碍,文殊师利,取要言之,若于诸法有缚有解,当知如是皆是障碍。

  因此,欲达真正忏罪清净,决非以生灭心,认为实有罪可忏、有恶可生。如此皆是障道,不得清净。故经中又言:

  若有菩萨于诸五欲不生爱乐亦不放舍,观欲实性即是佛法,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......若有菩萨观于犯戒即是不犯,观非毗尼即是毗尼,观于系缚即是解脱,观于生死即是涅槃界,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......若有菩萨观一切法无有体相亦无根本,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文殊师利,若有菩萨观悭及施不作二想,持戒毁戒不作二想,......若有菩萨观诸烦恼即是佛法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

  基于此烦恼体性,等同虚空之理,才能对诸法实相理观通彻,而达忏罪清净。亦如《普贤观经》所说:「若欲忏悔者,端坐念实相,众罪如霜露,慧日能消除。」

  可见,无生忏法是究竟忏罪的根本依据,从上表的大乘忏悔经中,几乎可见「于法无所着」、「思惟空义」、「念实相」、「观法性无常」、「实相正观」等无生忏的修持法。因此,忏罪清净与否,关键则在于理观之是否透彻。综合上述可知,从原始到大乘经的忏悔对象,为从释迦佛到十方三世一切佛、菩萨。忏悔的方法,也由单纯的「对首忏」,到藉梦相取决之「取相忏」,乃至穷究诸法实相的「无生忏」等三种忏法。

2、修持方法

  《阿含》经典中所谈的忏悔法,大抵不离发露忏悔,不敢覆藏等方法。而大乘经之忏悔修持,除特重理观的通达外,事相之修法亦相当具体,例如:烧香、散花、酥油、灯涂等供养,或庄严静室、澡浴清净、二六时中至心求忏等身、心,以及道场之严净,都有清楚地说明。此外,于诸多经典中常见的修法为: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等四法,例如2、4、8、29、33、34、43等经所示。另编号23,东晋?佛陀跋驼罗译之《观佛三昧海经》,以及52号,梁朝时译之《菩萨五法忏悔文》(失佚译名),都具体谈到「忏悔、请佛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」等五法。可见六朝时,即具有五法忏悔的法门。因此,到了隋?智者大师制作《法华三昧忏仪》时,其中著名的「五法忏悔」,应是有所本的。

  此外,亦因所依经典不同,而有其修法特色,例如上述之佛名经典,即是借着称念佛名,恭敬礼拜供养之功德,而达到忏悔灭罪的目的。其中51号三十卷本的《佛名经》,提到忏悔应兴七种心以为方便。即:惭愧、恐怖、厌离、发菩提心、怨亲平等、念报佛恩、观罪性空等。此七种发心,被融入后世所制的许多忏悔仪轨中,为忏罪的重要思想。另12、13、30、36、40、41、50、56、57等陀罗尼咒经,则是以书写或读诵陀罗尼咒为方法,而忏悔业障。此中55号,十卷本的《陀罗尼杂集》,共收集一百七十一部陀罗尼咒经,其中大多为持咒求忏,或却病除灾的咒经。

  再者,23号《观佛三昧海经》除以五悔为主要修持法外,另以「系念观佛」为此经的重要特色。如经云:

  若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,犯四根本罪,不如等罪及五逆罪,除谤方等,如是众人若欲忏悔,昼夜六时身心不懈......如太山崩,五体投地,号泣雨泪,合掌向佛赞叹如来种种德行,作是赞矣,诵忏悔法,系念在前,念佛眉间白毫相光,一日至七日,前四种罪可得轻微。三七日时罪向渐灭。七七日后,然后羯摩,事在他经。若比丘犯不如罪,观白毫光暗黑不现,应当入塔观像眉间,一日至三日,合掌涕泣一心谛观,然后入僧说前罪事,此名灭罪。佛告阿难,此观佛三昧是一切众生犯罪者药,破戒者护,失道者导,盲冥者眼,愚痴者慧,黑暗者灯,烦恼贼中是勇健将,诸佛世尊之所游戏,首楞严等诸大三昧始出生处。

  可见,此经是以阐扬观佛如来像好,正心修念佛定,以求罪障灭尽。又有41号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及54《现在贤劫千佛名经》皆谈到「忏悔六根」,即针对六根,知其过患而忏悔。此六根忏悔的思想,尤其以《普贤观经》更为后来智者大师制《法华三昧忏仪》时之重要行法依据。

  综观大乘忏悔经典之修持法为:称念佛名、礼拜、归依、供养、持诵书写大乘经典、持咒、忏悔、随喜、劝请、回向、发愿、系念数息、思惟空义、忏悔六根、观佛念佛等,可谓丰富多元。而且依该经义理之特色,而所谈忏悔的方法,亦有所不同。

3、忏悔之目的或功德

  在原始经典中所言忏悔,只为单纯之忏罪清净,善法增长。但在大乘佛法中,忏悔除了达到灭罪之目的外,亦是修持禅定的重要依据,例如25、26、27等禅经所言。此外借着忏罪修持,亦可得证三昧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、不退转地,以及总持一切善法之陀罗尼。例如4、6、8、10、13、22、23、28、29、31、35、36、38、40、42、48、49、54、59、61等经所言,如此忏悔与三昧结合之思想,可谓大乘忏悔经典中,修习忏法的重要目标。因为,大乘忏法不但忏除罪相,更去除烦恼罪根,如此才可证三昧、得解脱。又唯藉修忏达持戒清净,才能入三昧正定,如此则能如实掌握诸法实相,了达观慧,此时才真谓忏罪清净。所以,忏悔究竟清净必得证三昧,亦必然入实相正观,体证罪性等同虚空法性之理。故相用虽三,其体是一,并无差别。这也是隋代智者大师,重视三昧修持,将忏法与禅定结合,制定忏仪的理法根据。

  因此,从东汉到六朝时期之大乘忏悔经中,可发现忏悔不仅只是达到灭罪、净除业障为目的,更重要者是除烦恼根源,证得三昧、解脱、不退转地、乃至涅槃的重要依据。故此修忏之目的,乃与修行息息相关,实与往后六朝王室,乃至后人拜忏,或只为消灾免难、为国祈福之世间利益迥然不同。

4.原始与大乘忏悔思想之转型

  「忏悔」一词,是由梵文ksama与Apatti-prati-dewana二字翻译而来。ksama,一般将此字汉译为「忏摩」。英译为enduring、bearing、suffering等,即容忍、忍耐之义,可引伸为「请求他人宽容自己所犯过错」。汉字中本无「忏」字,这是配合翻译佛典而造的「新形声字」。ksama,本译为「叉磨」,如唐?玄应在《一切经音义》说:「忏悔,此言讹也。书无忏字,应言叉磨,此云忍,谓容恕我罪也。」另在道宣《四分律戒疏》也提到:「悔是此土言,忏是西方略语,如梵本音忏摩也。忏字非仓雅所陈,近俗相传故耳。」而「所谓“近俗相传“,实际上是译经者在翻译时特意为对译ksama这个音而新造的字。因ksama的意义是对人发露罪恶、错误,请求别人容恕,以求改过。自然用从“心”的“忏”字比“叉”达意。」故可知忏字乃源于佛教,亦由于此字之创造,而使得佛教之忏悔思想有了新的发展。

Apatti译为happening occurring,而prati是 toward之意, dewana则可译为preach(说)或confession(忏悔、自白、告解),故Apatti- pratidewana可引伸为「向他人表白忏悔」之意。所以忏与悔之原意,就是请求宽恕原谅,以及说己罪过之意。这是在僧团中半月半月布萨,及每年安居后自恣所举行的忏悔仪式。但在大乘忏悔经典中,并没有具体祈求原谅及说罪的对象,亦缺乏祈求原谅的形式,而且除少分经典提到陈说罪过以外,似乎是较笼统地忏一切重罪。因此,笔者以为,大乘经典谈忏悔思想,基本上是重在对佛法根本义的透达。目的在破除对有法、有相的执取,认为有罪可忏、有障可除。但绝非执理废事,认为不须忏悔,因为只要迷在幻有中,仍不免感招苦果,解脱无由。因此,即使是声闻戒中,认为不通忏悔之五逆四重等罪,在大乘忏悔经典中,透过对诸法实相之通达,则仍有忏净的可能。故大乘佛法,则呈显更宽广的慈悲精神,为无明犯过之众生开启一线生机。如《增一阿含经》卷三十九,佛陀告诉阿阇世王:

  世有二种人无罪而命终,如屈伸臂顷得生天上,云何为二,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,二者为罪改其所造。......尔时世尊便说此偈:「人作极恶行,罪过转为薄,日悔无懈息,罪根永已拔。」

  所以只要肯忏悔,无罪不灭。唯必须对实相之理如实体证,才能转识成智,证三昧,彻底解脱。故大乘忏悔思想,融合了大乘与原始佛教教义,为大乘菩萨的慈悲精神作更广面、透彻的诠释。

(二)东汉至六朝时期忏仪的运作  早在东汉初年,皇室统治阶级等上层社会,已有佛教的信奉者。只是佛教被视为流行于当时社会,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。其中楚王刘英的信佛,即是明显的例子。当时刘英已有赎罪忏悔之思想,在《后汉书?楚王英传》记载,汉明帝永平八年(65)曾下诏:天下有死罪者可以「缣」赎罪。于是,刘英派遣郎中令,送黄缣、白纨三十匹,到国相处希求赎罪。并说:

  托在蕃辅,过恶累积,欢喜大恩,奉送缣帛以赎愆罪。

  明帝对于刘英之举,则下诏书说:

 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,尚浮屠之仁祠。洁斋三月,与神为誓。何嫌何疑,当有悔吝。其还赎,以助依蒲塞、桑门之盛馔。

  此文应当是佛教传入后,出现信仰佛教者,悔罪思想的最早文献。又《魏书》〈释老志〉中,也记载帝王设斋行道的资料。如太和元年(477)北魏孝文帝「幸永宁寺设斋,赦死罪囚。三月,幸永宁寺设会,行道听讲。」此处的设斋行道,应有消斋祈福,除罪免难之意味。

  接着,记载佛教初期,融合儒、释、道三教思想文献的《牟子理惑论》。其中亦谈到「持五戒者,一月六斋,斋之日专心一意,悔过自新。」牟子于汉灵帝驾崩(189)后,曾因天下大乱,而避于交趾(今越南北部)。于后作此论,证明儒、释、道之观点一致,并更加推崇释教。由此引文,可知持五戒者,当于六斋日行忏悔法,故当时应有忏悔法门之修持。再者,东晋政治家郗超(336-377),在其着的《奉法要》一书中,也叙述到:

  三自归者,归佛、归十二部经、归比丘僧,过去现在当来三世十方佛,三世十方经法,三世十方僧,每礼拜忏悔,皆当至心归命。并念一切众生,愿令悉得度脱。

  此处明显言及,以三自归礼拜佛、法、僧三宝求忏悔。这种礼拜三宝以求忏悔的仪礼,广见于后世许多忏仪中。故依此著作年代的早远来判断,这「归依礼三宝」应该是最早运用于忏悔礼拜,并且已具有仪轨形式之记录。

  此外,从《梁高僧传》中,可以发现许多僧人修忏或制忏的记载。首先,于本章第一节:〈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〉中,在谈「时代及王室背景」时,已举〈释玄高传〉之例。文中有「高令作金光明斋」忏悔之记载。由此可知北魏时期已行〈金光明斋法〉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忏悔法应是年代最早,具体依经典所制成之特定行法,与其它属于通泛性的忏悔方法不同。

  接着,《梁高僧传》译经篇(上)的〈昙柯迦罗传〉记载,昙柯迦罗于魏?嘉平(249-253)年间至洛阳,见当时「道风讹替,亦有众僧未禀归戒,正以剪落殊俗耳。设复斋忏事法祠祀,迦罗既至大行佛法。」由此可知,三国年间的僧人,已有斋忏法事之举行,但不离传统儒家之祠祀求福,直至迦罗到时才大行佛法。

  又有译经篇(中)的〈昙无谶传〉,记载僧人道进,欲向昙无谶(385-433)求受菩萨戒,谶令其竭诚忏悔。如文叙述:

  有张掖沙门道进,欲从谶受菩萨戒,谶云:且悔过。乃竭诚七日七夜,至第八日诣谶求受,谶忽大怒,进更思惟,但我业障未消耳。乃戮力三年,且禅且忏,进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己戒法。

  这是坐禅与礼忏并行,因忏罪清净,感于定中见佛、得戒的例证。又有义解篇〈释道安传〉,叙述道安法师设立僧制的记载:

  安既德为物宗,学兼三藏,所制僧尼轨范,佛法宪章,条为三例。一曰行香、定座、上经、上讲之法,二约常日六时行道、饮食、唱时法,三约布萨、差使、悔过等法,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。

  引文中,除谈到道安法师为僧尼制定悔过法,与忏悔有关外。第一、二项之「上经、上讲、六时行道及唱时法」亦有讨论的必要。根据唐?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六〈呗赞篇?赞叹部〉提到:

  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,集制三科,上经、上讲、布萨等,先贤立制不坠于地,天下决,则人皆习行。

  另外,又在〈说听篇?仪式部〉引《三千威仪经》说,上高座读经应当先礼佛、礼经法上座......等五事,又已座有一、当正法衣安座,二、楗椎声绝当先赞偈呗,三、当随因缘读,......等五事之规定。故〈道安传〉及《法苑珠林?呗赞篇》所谈的「上经上讲」,应是指上高座读经的意思。而且于读经前,需先唱呗赞叹,此情形与《僧传?唱导篇》所谈相似。僧佑在唱导篇之后评论说:

  唱导者,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。昔佛法初传,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,致中宵疲极,事资启悟,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。

  所以,汤用彤先生则认为「中宵行道,请宿德说法警众,为唱导之原始,而亦后世忏文之先声也。」因此,道安法师所立僧尼之三轨范,应可谓后世忏悔仪轨之滥觞。

  又《梁僧传》卷十二,亡身篇〈法进传〉,谈到法进的弟子僧遵,以忏悔为业:「善十诵律,蔬食节行,诵法华胜鬘金刚般若,又笃厉门人常忏悔为业。」 又有释法宗,「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,蔬苦六时以悔先罪」;释普明「以诵忏为业」;释法意「乃竭诚礼忏,乞西方池水,经于三日恳恻弥至,忽闻空中有声扑然着地」;帛法桥「少乐转读乏声,每以不畅为慨,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,稽首观音以祈现报」。

  以上是僧人修习忏悔法门之记载。至于僧人制作忏仪、忏文等记载,则有释昙光:「光乃回心习唱,制造忏文,每执炉处众,辄道俗倾仰。」此外,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一,列出梁朝僧人宝唱,曾于天监十六年(517)作〈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〉三卷(如前述)。又有《珠林》卷八十六〈忏悔篇〉,记载昙迁法师(384-482)所撰〈十恶忏文〉,以及灵裕法师(518-605)撰之〈总忏十恶偈文〉。又卷四十二〈受请篇?施福部〉记载:晋?阙公则,往生西方安乐世界事迹。文中并提及,师事阙公则的苦行居士卫士度(西晋惠帝时人。惠帝于290-306年在位)善文辞,曾作〈八关忏文〉。另南朝末年隋初的三阶教,普行〈七阶佛名礼忏仪〉,其创教者信行(540-594),曾撰〈昼夜六时发愿法〉。其中有〈礼佛忏悔文〉一卷,以称念五十三佛及三十五佛为礼忏方式。

  此外,《佑录》卷十二,从僧佑撰之《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》中,列出许多仪式、忏仪、愿文等记载,可知当时常用的行仪。尤其僧佑在序文中亦提及这些仪式已是日常所用,如文:

  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,所以道达群方,开示后学,设教缘迹,焕然备悉。训俗事源,郁尔咸在。然而讲匠英德,锐精于玄义,新进晚习,专志于转读,遂令法门常务,月修而莫识其源。僧众恒仪,日用而不知其始,不避甚乎。......至于经呗导师之集,龙华圣僧之会,菩萨禀戒之法,止恶兴善之教......宋齐之隆实弘斯法,大梁受命导冠百王,神教傍通慧化冥被。

  从引文得知,这些僧众常用的仪式,不但是平时惯用,而且已渐渐不知其源,因此僧佑大师才逐一列出,以「检阅事源讨其根本」。综观此目录,举凡安佛像、舍利塔、造精舍、绕塔、烧香、散花、供养、净发、剃度、着袈裟、割截衣、染衣、行般舟三昧、行斋法、盂兰盆会、忌日、放生、为亡者、布施者、新生儿、新舍等咒愿、行忏法......等不一而足。此中所列之忏法有〈弥勒六时忏悔法缘记〉(出弥勒问本愿经)、〈常行法五法缘〉(出五戒论)、〈普贤六根悔法〉(出普贤观经)、〈观世音菩萨所说救急消灭罪治病要行法〉(出观世音经)、〈虚空藏忏悔记〉(出虚空藏经)、〈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缘记〉(出彼经)、〈金光明忏悔法〉(出金光明经)等。由此可见,依据弥勒、观音、普贤、虚空藏、大方等、金光明等经所制定的忏仪,在南朝时期应是相当盛行,而且是僧众日用的仪轨。

  依僧传或其它史料,了解僧众或居士礼忏、制忏情况后,以下将叙述王室中忏仪之运作现象。根据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八〈忏悔篇〉第九,记载南朝帝王、沈约及江总文等之礼忏文有:梁简文帝撰〈谢敕为建涅槃忏启〉、〈六根忏文〉、〈悔高慢文〉,沉约撰之〈忏悔文〉,江总文撰之〈群臣请陈武帝忏文〉,梁高祖撰之〈摩诃般若忏文〉,梁武帝撰之〈金刚般若忏文〉,陈宣帝撰之〈胜天王般若忏文〉,陈文帝撰之〈妙法连华经忏文〉、〈金光明忏文〉、〈大通方广忏文〉、〈虚空藏菩萨忏文〉、〈方等陀罗尼斋忏文〉、〈药师斋忏文〉、〈娑罗斋忏文〉、〈无碍会舍身忏文〉等。从这些忏文看起来,除〈大通方广忏文〉有提到「读诵百日,右繞七匝,涂香末香,尽庄严之相,正念正观,罄精恳之心」等仪式外,其它并无具体写出仪轨形式 。从每一忏文皆有「今谨于某处建如(若)干僧、如(若)干日大品忏、金刚般若忏......」等文看来,应是通用于各处,所行法会的疏文。所以,礼忏之僧数及时间,则以「若干」表之。依此礼忏文疏,并不能了解行此忏法之仪轨,或依经文之某特质制忏,做进一步分析。但从忏文所言修忏之目的可知,梁简文帝与陈文帝的修忏仍在于对除障、去病、祈求护念国土、广增福田等现世利益上。例如从梁简文帝的〈谢敕为建忏启〉:「臣障杂多灾身秽饶疾,针艾汤液每黩天览,重蒙曲慈,降斯大福,冀惠雨微垂,即灭身火」及陈文帝〈金光明忏文〉:「愿诸菩萨久住世间,诸天善神不离土境,方便利益增广福田」等可见一般。但梁武帝所礼有关般若系之忏文,则有阐扬教理思想之目的,不像一般忏法较注重现实利益,例如〈摩诃般若忏文〉:

  实法唯一真如不二,诸佛以慈悲之力,开方便之门,教以遣荡,示之以冥灭,百非具弃,四句皆亡,然后无复尘劳,解脱清净......愿诸众生离染着相,回向法喜,安住禅悦,同到香城共见宝台,般若识诸

  法之无相,见自性之恒空,无生法忍自然具足,稽首敬礼常住三宝。

  由文可见,其修忏目的是以赞扬般若教义,并且以修行为主体。另外,此处所列忏文几乎明确可知是依某经典而修,但并非所依经皆含忏悔思想。例如,〈摩诃般若忏文〉、〈金刚般若忏文〉重在阐扬破执染,识诸法无相之般若空义;而〈胜天王般若忏文〉则有世尊付嘱仁王兴隆般若之义。至于〈大通方广忏文〉应是依《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》所制,此经不知译于何时,据《鸣沙余韵解说》一书说明,乃收于《敦煌劫余录》中,编号为S.1847,是《隋众经录》中被列在疑伪部的经典,今在《新卍续藏》中,有收录此经。并于经末附有日学者中野达慧之说明:此经在隋《法经录》、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、唐?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皆被认为属疑伪经,故不入藏。后因敦煌出土写本,才得此经。仅管如此,此经仍流传久远,甚至早在陈朝时期,即被制成忏文。由此可见忏悔思想对中土佛教影响之一般。

  再者,陈文帝之〈药师斋忏文〉,乃依《药师经》(目前现存之版本,为隋或唐朝时所译)而制,据横超慧日认为,此忏文是依据《佑录》卷五〈新集疑经伪撰杂录〉所出,但并未指出根据何经?是否指《药草经》不得而知。不过,东晋?帛尸黎蜜,早在317-322年间已译出《药师经》的同本异译,经名为《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》,阐扬至心忏悔,称念药师琉璃光佛名号,可灭罪得解脱等经义。故陈文帝所修之药师忏,很有可能是依此经典。

  另外,南齐?文宣王—萧子良所撰之〈净住子净行法门〉,亦是探讨南朝王室修忏风潮应注意的作品。此法门虽非专谈忏悔思想,更不具忏仪的形式,而是以三十一门,作为七众佛子「制御情尘,善根增长,绍续佛种」之净业方法。其中有「涤除三业门第三」的「忏悔三业门颂」、「修理六门第四」的「清净六根门颂」等忏除业障的方法。此中忏悔六根文,颇具独创性。虽然前述之大乘忏悔经典中:《文殊悔过经》、《贤劫千佛名经》、《普贤观经》等,皆谈到六根忏悔,但具体运用在忏罪的法门中者,应属〈净住子净行法门〉。后来,隋?智者大师制作《法华三昧忏仪》时,更将《普贤观经》的六根忏悔文具体纳入仪轨中。此外,〈净住子净行法门〉的最后四门为劝请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门,此在前述大乘忏悔经中皆可看到。故以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更早期的忏仪来看,天台大师制作完备的忏仪之前,〈净住子净行法门〉应是应用六根忏悔、五悔方法等,具有忏仪雏型的著作。又从其三十一门的内容中,可见「经云」、「书云」等,将中国儒家经书与佛经融合的现象。因此也具有:透过仪礼方式,而让中国民族更易接受佛教之意义。

 四﹑ 小结

   佛教中的忏悔,原是僧团每半月诵戒羯摩,或结夏安居后自恣时,所行说罪悔过之仪式。流传到中国后,由于中国儒、道重视仪礼祠祀的传统,以及后汉年间战祸连年。生民希求心灵慰藉,以忏除罪业,感报现世苦难的消除。因此,佛教中之忏悔思想,便自然地让中华民族接受。后来大乘忏悔经典不断传译,原始教团中单纯的忏悔,已转为修禅定、证三昧必备的重要行法。即忏悔法门,不仅达忏罪清净,更可以得证三昧、发慧、求解脱。至于修持方法除「对首忏」外,亦摄入空慧之观照,而成为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。唯藉此法才能究竟忏除罪根,得解脱。此外,事相忏悔也从「知过忏悔发露」到称佛名、礼拜、诵经、持咒、禅定等。又有常见的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等四法或五法忏悔。忏悔法门,可谓因大乘菩萨慈悲精神之发挥,及般若空义的阐扬,而有了极大的转型。

  忏悔思想,借着忏悔仪轨之形成而具体落实。成为与中国传统仪礼结合之仪式。从僧传及各史料中之记载,可知修忏法门在中国的发展盛况。尤以南朝帝王书写忏文启建法会最具代表性。只是其修忏目的,普遍倾向现世功德、国境平安等祈求。这些忏文所载仪轨,今已佚失不可考,但是南齐竟陵王〈净住子净行法门〉中谈到的「修理六根」,及劝请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等法,却是最早应用于有关忏悔文书之史料。到了隋?智者大师制作天台忏法,形成具体仪轨时,则将大乘忏悔经出现的忏悔六根,及忏悔等五法,运用于《法华三昧忏仪》中。而往后历代天台宗乃至他宗之祖师,制作忏法时,亦时常引用之。所以〈净住子净行法门〉在中国佛教忏悔思想之发展中,应具仪式雏形,承先启后的地位。

本文链接: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(释大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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